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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章（第1页）

五年后的&ldo;三十万言书&rdo;里，胡风写下了自己当初的真实感受：&ldo;我有机会和为数不少的从事创作的（包括不在文艺工作岗位上的同志和无名的青年作者）同志们谈过话，他们最大多数都明白地或者含蓄地表示了在创作上感到痛苦，在简单的领导方式下面找不到实践的道路，有的同志甚至流下了眼泪&rdo;，&ldo;从许多谈话和文章里我发现了对于文艺的理解非常简单，简单到了取消文艺的地步。而这却是普遍性的现象&rdo;。

在东北，胡风还见过萧军、李又然、吴奚如等人，了解到不少延安等解放区的&ldo;黑暗面&rdo;，这几位老友在整风运动中都被整得很苦。还有一些作家跟胡风谈起对周扬的看法，比如丁玲曾同胡风谈到，周扬在延安这么多年，没有一个朋友，只有下级。天蓝也说，周扬只要人为他工作，没有个人的情分。胡风又从李又然处得知，周扬曾不同意出版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理由是文中的主要人物程仁与黑妮的恋爱是反阶级的。吴奚如谈话中也提及周扬，说他在鲁艺整风时骂人打人。公木在鲁艺和天蓝、李又然这些人一起遭到过&ldo;抢救&rdo;，估计也是有些共同看法的。

实际上，胡风与左翼文学内部的主流派别的矛盾由来已久。

第十七章（2）

进入1949年之前，已经有大约十年吧，胡风在左翼文化阵线里一直被视作一个&ldo;异数&rdo;。他不是中共党员，他的文学理论富于&ldo;五四&rdo;气质，弘扬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学传统，鼓吹作家的&ldo;主观战斗精神&rdo;，反对过分美化工农大众。这些都使他具有了资产阶级&ldo;唯心论&rdo;的嫌疑。尤其是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强调与工农大众相结合，胡风理论的&ldo;异端&rdo;色彩确实非常浓厚。1943至1945年，尽管胡风身处国民党的&ldo;雾重庆&rdo;，但红色延安依然有能力批判他。而在1948年的香港，处于大转折的前夜，党在香港的&ldo;文化工作委员会&rdo;又对胡风发起过批判。1952年6月8日，《人民日报》在转发舒芜检讨自己错误的文章（《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原载《长江日报》1952年5月25日）所加的&ldo;编者按&rdo;中，为&ldo;以胡风为首的&rdo;&ldo;文艺上的小集团&rdo;的错误性质，做出这样的裁定：&ldo;他们在文艺创作上，片面地夸大主观精神的作用，追求所谓生命力的扩张，而实际上否认了革命实践和思想改造的意义。这是一种实际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rdo;。这一年的9月到年底，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了四次有胡风本人参加的胡风文艺思想座谈会。林默涵、何其芳的《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于1953年年初，分别刊登在第2期和第3期的《文艺报》上。1954年3月至7月，胡风在他的支持者的协助下，写成近30万字的《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ldo;意见书&rdo;或&ldo;三十万言书&rdo;），以中国传统文人&ldo;上书&rdo;的方式，&ldo;转呈&rdo;给中共中央。这份&ldo;意见书&rdo;由中共中央交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处理。主席团将其中的二、四两部分印成专册，随《文艺报》附发，在&ldo;文艺界和《文艺报》读者群众中分开讨论&rdo;。1955年的批判，即由这份&ldo;意见书&rdo;再次引发。开始是在文艺思想的范围内，后来成为&ldo;政治问题&rdo;。胡风及其追随者和同情者，被称为&ldo;反革命集团&rdo;。全国报刊发表了大量的批判文章。舒芜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题为《胡风文艺思想反党反人民的实质》的文章，并且主动上交了胡风在四十年代与他的大量私人通信。这一批判运动，在舒芜交出了胡风给他的这些信件，后来又&ldo;搜出&rdo;或要当事人交出他们的往来信件后，&ldo;性质&rdo;上发生重大改变。这些信件成为&ldo;罪证&rdo;。在摘录编排并加上注释和按语之后，编成共三批的&ldo;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rdo;公开发表。

舒芜的材料在报上公布后，作协很快组织人到可疑分子家中去收缴信件，把私人来往信件寻章摘句加以编排公之于众，并且作为给人定罪、惩办的材料，此举开了先例。自此以后历次政治运动，被整对象的私人日记、书信、手稿等，往往皆在收缴之列。

在这种私人信件非常敏感的时期，胡风和别人的通信就成了&ldo;论罪&rdo;的证据，而在这些信件中，发现了一封侯唯动于1949年在沈阳写给胡风的信，这封信中居然出现了公木的名字‐‐侯唯动说：&ldo;天蓝在本溪，公木在长春，晋驼在哈尔滨，李又然在吉林。&rdo;‐‐这是在说他们的朋友圈子。名字出现在这样一封危险的信里，在当时来说，显然是十分可怕的。而且后来还发现，在侯唯动写给胡风的这封信发出不久，在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工作的公木即接到上海泥土社寄赠的一本胡风夫人梅志作的《小红帽脱险记》（童话诗）。显然，胡风是想跟公木来往的。

胡风在抗战时期主编《七月》、《希望》两刊物并出版《七月诗丛》诗集，很多像公木一样的解放区的诗人、作家在上边发表作品。而在反胡风运动中，这些人几乎全都受到了审查，不少人被划为&ldo;胡风反革命分子&rdo;，开除党籍。连在战争烈火中成长起来的高级将领、作家，任华东文化部副部长的彭柏山，也被开除党籍、撤除公职，长期下放劳改。其中一个因由就是由于他在30年代和胡风有过历史关系（实际是左联的工作关系），解放初期又有接触。有才华的诗人鲁藜、胡征、天蓝、侯唯动等，都被划为胡风反革命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