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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第1页）

以上是马戛尔尼返国后二十年间，中英间的不快事件。英政府再应东印度公司之请，决定再派大使来华，人选为阿美士德（williapitt，lordaherst），主要使命为确定公司在粤权益，中国不得任意停止贸易，英人得自由与华商买卖，推广口岸。使团的规模不似上次之大，贡品不似上次之多。大使之外，有副使二人，其一为曾随马戛尔尼到过北京、现任公司大班的小司当东（siretstaunton），是一位中国极不欢迎的人物。前次大使的派遣，事先未征得中国同意，此次北京得悉消息之时，阿美士德已将至大沽。此为英国有意为之，使中国无从拒绝。鉴于以往英国的行动越轨，北京对于英使的再来，自多疑虑。

一八一六年（嘉庆二十一年）八月，阿美士德行抵天津，嘉庆派了两位大员照料。如马戛尔尼一样，阿美士德亦不肯跪拜，嘉庆定要他遵行。定期觐见的早晨，经过长夜奔驰，阿美士德被带至圆明园的宫门附近，仍拒行跪叩之礼。照料的大臣捏奏正副使&ot;猝然患病，不能行动&ot;。嘉庆以&ot;中国为天下共主，岂能如此侮慢倨傲？&ot;立予逐回。当天阿美士德离开北京，失败甚于马戛尔尼。是后中英的龃龉有加无已。其荦荦大者，有一八二0年的交凶案，英船以退出广州相抗。有一八二九年的债务案，英船以不进口要挟，中国亦准备断绝英人通商，相持三月之久。二百余万两的债务虽照例于行用内清偿，而为数略同的新债又生。

另一严重争执为&ot;番妇&ot;案。一八三0年东印度公司大班携眷坐轿，入住夷馆，粤督限日离去，否则派兵驱逐。大班即招来武装水手抵抗，公然指责中国官吏妄用权势，后果正复难测。经行商调解，英妇退回澳门。事为一位粤籍给事中所知，据以奏闻，斥英人&ot;自恃富强，胆大妄为&ot;，&ot;控制之方，不可不稍从严峻&ot;。粤督重申禁令，不准番妇居住夷馆及夷人乘坐肩舆，夷商如有事须赴总督衙门禀控，应将禀词交行商代递。

十七世纪中期以后，每年来粤的欧洲商船约三十至四十只，以英国为多。至十八世纪前期增为八、九十只，属于英国东印度公司者约二十只，俱为一等大船，港脚船约三十只，十之五六为大船。十九世纪初，美国的对华贸易进展最速，每年三十余只，十之八九为二三等船。印度的英国商人为推广通商地区，港脚船不时私来福建、台湾。一八三二年，东印度公司亦命胡夏米（hughhailtonldsay）北航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登州，传教士郭士立（即甲利，插rlesgutzlaff）同行，调查沿海情形，要求贸易，并散发文告，申述在粤所受欺侮，说明英国的国势不可敌视轻蔑。地方官照例不准进口，但私与相通者仍众。胡夏米、郭士立认为北方人民乐与外人买卖，官府既无实力，亦不认真执行禁令。中国武备废弛已极，如要发展贸易，非口舌所可达成，势须诉诸武力。

第二章西力冲击（上）（一八三〇至一八五〇）

第一节　中英争端的扩大

一、英国的新举措

海运大开已三百年，中英的接触已两世纪，彼此互感不满。中国虽无调整之意，英国则已不耐，认为非变不可。十九世纪初期，英国工业革命渐次完成，机器化的生产大量增加，市场固待开扩，原料亦须争取。同时交通革命方兴未艾，火车开始行驶，轮船利于致远，自欧洲东来时间缩短，一时虽不能大量使用，要为时不久。制海权业已掌握，军备日强，印度早为所有，一八二四年又占领了具有战略意义的新加坡，控制了东入太平洋的海道要冲，在在使英人不安于现状。地大物博的中国门户必须进-步地打开，中西的关系必须修正，无论中国是否情愿，已是势在必行。

过去英国的东方贸易，由伦敦商人组成的东印度公司独占，利益归其独享。当英王给予特许状时，尚无大异议。十七世纪末年，渐不受尊重，十八世纪曾遭抨击，印度的散商（港脚商）同声应和，主张自由贸易。因工业革命而新兴的英国工商城市，反对公司尤力，经济学家亦高唱放任论。一八一三年，英政府取消了公司在印度的专利权，仍保留对华贸易特权。新兴的工商城市继续指责公司业务未能适应新工业产品的销售，近年对华商务停滞，而采行竞争制度的美国，一八一八年以来的对华贸易额则增加一倍；公司在印度的专利权废止后，十五年间，贸易额提高三倍，马来海峡提高四倍，凡此均为独占制度为害的明证。公司辩称，对华贸易之无大进展，是因为广州公行的垄断，中国口岸的限制，和苛索与重税，如果施行自由贸易，中英纠纷势将益多。这些理由并不能缓和各方面的情绪。一八三一年，国会改选，工商业城市获胜。一八三二年新国会通过自一八三四年（道光十四年）起，废止公司的在华专利权，所有英国臣民均得于印度洋、太平洋自由经商，设商务监督于广州，代理以往公司大班的职权，管理在华英商，并有裁判权与征税权。

在一八三三年，英王任命了一位上议院议员、海军将官律劳卑（williajohnnapier）为驻华商务监督，左右副监督各一人，遂由东印度公司的对华关系，转变为英国政府的对华关系。过去的中英关系大体是由公司董事会与驻粤大班主持，事事以商业利益为前提，今后则归于英政府与商务监督主持；除了商业利益，尚须顾及国家的地位和监督的身份。换言之，今后中英的关系已具有政治性，由局部的渐转为全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