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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第1页）

其实遭殃的岂止是爸爸，当时中国的万里山河，几乎全都沦陷于由大揭发和大批判交融而成的灾难之中。

爸爸不能回家了，关押在单位的一个小房间里，只有星期天看守人员休息时才被允许回家拿点衣物。批斗会每三天开一次，后来觉得内容太重复，大家听厌了，就改为一星期一次。

最恐怖的事情是薪水停发。这是我一直不想开启的记忆闸门，其中储积着太多的悲苦，怕一时喷泻，连我自己也受不住。但这是全家的承受、老少的煎熬，这是灾难的核心、邪恶

的杰作，我岂能避过?

爸爸薪水停发后，单位里只发放&ldo;生活费&rdo;。当时全国&ldo;被打倒对象&rdo;的生活费标准是统一的，即每月二十六元人民币。

我至今不知道是北京哪个部门订下这么一个数字的，查遍所有的&ldo;文革&rdo;史料都没有查到。然而，这对我来说可是一个冤孽般的数字，天天在脑中盘算，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也许是什么人粗粗划定一天一元，扣去四个星期天，变成了二十六?

但是，他们算的是单人。他们真的不知道吗，在当时，很多&ldo;被打倒对象&rdo;有着一个人口众多的家庭，而这个家庭很可能只有惟一的经济来源?

而且，他们真的不知道吗，所有的人在星期天也要吃饭?

当时在我家，这每月二十六元的人民币需要养活以下人口：

首先是爸爸自己，关押处并不免费管饭。那年他四十五岁;

然后是祖母，那年她七十五岁;

妈妈，四十四岁;

我，二十一岁;

表妹，也是二十一岁;

大弟，十八岁;

二弟，十一岁;

小弟，八岁。

一共八个人。没有其他任何收入，当然也不可能保留存款，平均下来，每人每天一角。再扣去房租和水、电、煤的最低费用，每人每天七分。请当代青年不要误会，这不是指零用钱，而是全部生活费。

爸爸在关押室里天天算这笔账，但他已经失去撑持这个家庭的权力。这个权力，已经落到我这个大儿子身上。

余秋雨《借我一生》

叔叔走了（一）

极度饥饿中的亲人是不能聚在一起的，因为面对一点儿食物必定会你推我让，谁也不肯下口。

妈妈说，吃过了。祖母说，胃疼。当然全是谎话，连八岁的小弟弟也看出来了，眼巴巴地放下了筷子。

只能躲回学院里，吃饭的时候去食堂。&ldo;文革&rdo;时期中国没有太大的灾荒，学院的食堂里供应还算可以，学生每天花费四五角钱也吃得不错了。但是，我的极限是七分，而更可怕的是，我不能暴露这个极限，要装成与其他同学差不多，这真是难死了。

为什么要装?因为一旦暴露，造反派同学就会立即判断我爸爸被打倒了，紧接着一定是两个单位的造反派联合抄家、联合批斗。学院的造反派在行为方式上更凶狠，一旦上门，我的已经饿得奄奄一息的祖母和妈妈，受得了吗?

想来想去，不如争取主动，我和弟弟、表妹一起到爸爸单位走一趟。同时也让那里的造反派看一看，一个被打倒对象的身后还有那么多人要吃饭。

接待我们的是一个瘦个子青年。他表情上的最大特点是笑容灿烂，但转瞬即逝，眼神不定，眼珠快速转动，你盯着他看一会儿就会头晕。

我坐下后把屋子打量一下，看到他脑后墙上贴着&ldo;风雷激&rdo;三个字，是领袖手写体，怀疑是他们这个造反队的名字。

当时社会上造反队虽然多如牛毛，但起的名字都差不多，例如这&ldo;风雷激&rdo;就满街都是。只有我们学院有一个学生自己一个人成立一个造反队，叫&ldo;独立寒秋&rdo;，虽也出于领袖诗词，却能给人留下一些印象。可惜这个名字很难与别的词汇搭配，&ldo;独立寒秋战斗队&rdo;?&ldo;独立寒秋造反兵团&rdo;?一出现&ldo;队&rdo;和&ldo;团&rdo;，就伤了&ldo;独&rdo;的味道，于是他最后改定&ldo;独立寒秋司令部&rdo;，雄壮得一派凄凉。这&ldo;风雷激&rdo;就不一样了，一见就仿佛能听到喊声喧天。

瘦个子青年见我注意这三个字，似乎感觉到我在询问他们的组织所属，便立即抖了抖他披着的一件棉布大衣的左袖筒，说：&ldo;我们是工总司的。&rdo;

那件棉布大衣他只是披着，空空的袖筒一晃荡，把别在上面的一个红袖章晃到了我们眼前。其实这袖章在街上也见得到，上印一排正宋体红字，文曰：&ldo;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rdo;，中间印三个手写体大字：&ldo;造反队&rdo;，下缘用黑墨水笔潦草地涂着一个号码。

&ldo;工总司&rdo;的司令是王洪文，当时已是赫赫有名，但世事多变，谁也想不到他后来能做到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副主席，最后又判了无期徒刑。王洪文后面还有一大串当时在上海几乎人人皆知的人物，如王秀珍、陈阿大、耿金章、戴立清、王成龙等等，现在记不全了。我相信眼前这个瘦个子青年见不到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因为当时这个&ldo;工总司&rdo;在上海管辖的造反队员已有几十万人，有时还号称几百万人，权大势广，其中任何一个小司令出来都是保镖重重，他，还远没有到可以接近他们的时候。你看这个屋子就很冷清，与我们谈话的，除了他，只有一个毫无表情的中年人。

我以为能见到那个用&ldo;语法&rdo;把爸爸打倒的戴眼镜的圆脸矮个子男青年，却没有。

&ldo;你们属于什么司?&rdo;他问。显然是想拉近关系以便谈话。

这一个&ldo;司&rdo;字，现在听起来容易误会成&ldo;司长&rdo;、&ldo;局长&rdo;里那个字的含义，其实在当时特指造反司令部的归属。上海高等学校系统也成立了很多&ldo;司&rdo;，管辖人数也动辄数万。因此在社会上，不管哪个系统，与&ldo;司&rdo;无关的人少之又少，只局限于&ldo;被打倒对象&rdo;及他们的家属范围之内。连我中学里那些可爱的老师，开始受批斗，后来很快也都是&ldo;红教司&rdo;、&ldo;上教司&rdo;成员了，一个个挂着袖章有点滑稽。有一度，菜场卖菜的，路上扫地的，也都挂着这类袖章。不小心还能遇到一个挂着正宗&ldo;工总司&rdo;袖章的人，像我眼前的这个瘦个子青年那样，那就得让开一点，他没准要用一些动作来证明他与这个正宗袖章相称的身份。

刚才那个瘦个子青年一时走神，竟然随口问我&ldo;属于什么司&rdo;，其实他一出口就发现问错了。我当时的回答是平平一句：&ldo;我们是批斗对象。&rdo;

&ldo;哈，这就不太对了，对于被打倒对象的子女，没必要经常批斗，只要他们划清界限就行!&rdo;他说着朝我一笑：&ldo;你们上海戏剧学院革命楼的造反派头头我们专门去接触过了，政策水平不高，确实不高!&rdo;

他不说怎么不高，只用笑着摇头的动作表明，我们学院造反派头头的态度，比他们更苛刻。但我也立即明白，两个单位已经联系上了。

他们去找我们学院的造反派头头，没有任何其他意图，只是摸摸我这个人有没有一点造反背景，影响他们对我爸爸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