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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2章（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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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时各关每年所收近七百万两，一八七一年后，超过一千一百余万两。

2美国哈佛、耶鲁等大学毕业生亦有来应征者，哈佛出身的马士（hborse）等四人系一八七四年参加。

李泰国时期卜鲁斯已说，此一外人管理海关制度，不但可保证中国税收，并可保障英国利益，又可作为中国的外交顾问，供给英国情报，无形中左右中国政府。赫德期间，税收逐年上增，十余年后，每年达二千万两，为最可靠的财源。同治年间，新政的经费，十九取之于此，中央与疆吏对他信任有加。他的影响力量更大，新政的举办多出于他的建白。恭亲王、文祥遇事征询他的意见，有时任用督抚亦和他商量，外交问题，自不待言。他如新式教育及邮政亦归他兼管，最大的权力仍在财政。关税所入，先扣除赔款外债。一八六〇年对英、法的赔款，除一百三十万两由户部及直隶、广东支付外，余悉于各海关税项下提四成摊给。一八六一至一八六四年上海所借的外债六十三万两，一八六二年及一八六四年福建所借的六十五万两，一八五七及一八六六年广州所借的六十二万两，及左宗棠西征期间的借款，或由关税归还，或由关税担保，此后成为常例。

九十年代倡导变法的陈炽，对于外人掌管海关之害有如下之论：&ot;天下事利之所在，即权之所在，不可轻易假人者也。乃有非我族类，久假不归，盘踞要津，根深蒂固。清关厘税岁入三千万，仰其鼻息，以为盈虚。引党数百人，糜工二百万。渐而阴持朝议，显绾邦交。偶或侵之，颠蹶立至，吨钞数及百万，本国家有利之源，乃一意把持，据为已有。……家资之富，可以敌国。……阻挠税则，左袒西商，……貌类忠诚，心怀鬼蜮。……英君主授以男爵，功在彼国，其事可知。西人之入中国者，尊敬畏服，望若天人，视官吏蔑如也。&ot;赫德的权势确是极大，除了恭亲王、李鸿章，当时无人可与比拟。不过如专就海关本身而言，他的建树终不可泯灭。总计赫德在华五十四年，任职海关四十九年，其中四十六年为总税务司。

三、英、美的合作政策与外交诱导

一八六〇年之后，恭亲王、文祥立意与西方国家和好相处。各国亦欲逆取顺守，互不猜忌，使中国安定，方好享受已得权益，进而再予扩大，使中国听从它们的指导。独占中国贸易额大半的英国，尤望顺利地发展商务，除帮助清朝敉平内乱外，并尽可能促进中国的对外关系，同时加强其自卫力量，以免主权领土为某一国攘夺。英国驻京第一任公使卜鲁斯（任期为一八六〇至一八六四）和他的继任者阿礼国（任期为一八六五至一八六九），所采行的就是这种政策。美国对于东亚市场十分重视，日本开放后，更具兴趣。南北战争后，国势重振。工商业复兴，为将来利益计，必须使中国不为列强分割，方可为自己保留余地。利益均沾、机会均等是它的一贯对华方针。英国认为今后列强应当携手，避免竞争，不致相互抵消。美国具有同感，国务卿西华德（whseward，任期为一八六一至一八六九）为对华政策的制订人，第一位驻京公使蒲安臣（任期为一八六一至一八六七）为执行者。英、美采取平行外交，劝导恭亲王、文祥对外结好，对内改革，事事借力西人，仿行西法，是即所谓&ot;合作政策&ot;。从好处说，他们是与人为善，如中国应付得当，可以为利，否则为害亦巨。俄、法态度与英、美不尽一致，不过俄国在东亚所获已大，转而经营近东及中东，不妨暂观一时。法国形势较孤，忙于经营越南，希望乘机加强其在华的保教地位及推进他种权利。

合作政策的初步表现，可以中外续订新约为例，恭亲王等预料其他西方国家势必步英、法、俄、美后尘，请求立约，命上海钦差大臣预为阻止，但势不可能。一八六一至一八七四年，先后与中国订约的计有普鲁士（一八六一）、葡萄牙（一八六二）、丹麦、荷兰（一八六三）、西班牙（一八六四）、比利时（一八六五）、意大利（一八六六）、奥地利（一八六九）、日本（一八七一）、秘鲁（一八七四）十国。普鲁士为新兴强国，总署初示犹豫，英、法代为说项，谓普为大国，不可不允。丹麦亦因英、美的协助，如愿以偿，约中关于商务条款，亦予英、美以若干方便。葡约签字后曾生波折，迟至一八八七年方正式成立，中国承认澳门永为葡有，葡允协助中国征收澳门烟税，此为赫德的调解。秘鲁因有虐待华工之事，特立查办专条。这些条约大都系在天津签字，原因是总署不愿于立约前让各国代表入京，避免和他们直接谈判。条约的内容，与前此各国所订者相同，包含各种特权，可见总署的主政者，仍缺乏近代外交知识，任听外人摆布。较为例外的是中日条约。

清廷的内部兴革，亦非完全自发。蒲安臣初到北京，即劝恭亲王编练一支能战的军队，表面的理由为平定内乱，另一不便明言的动机在强化华尔的常胜军，增高美国在华的发言权。一八六四年六月，南京行将攻下之时，蒲安臣通令美国领事，与中国官员合作，承认中国的合法利益，正当执行条约规定，以公平外交代替武力。英人不仅先后在天津、上海为中国练兵，并劝购置兵轮，用意与美国相同。及太平军瓦解，清廷政权稳定，于是分由赫德与英国使馆参赞威妥玛出名，于一八六五年十一月及一八六六年三月，向总署呈递《局外旁观论》与《外国新议略论》，建议兴办其他新政，事前英、美外交官曾参与其事。时驻京公使经常在蒲安臣的寓所聚会，商讨未来对华的应行政策。《局外旁观论》提出之前，蒲安臣面告文祥，各国均愿以公正态度与中国交涉。文样亦称道他是中国的真实友人，处事和平，知中外大体。赫德总掌海关行政以来，税收激增，总署对他自多好感。威妥玛为最谙悉中国事情的英人，他的《外国新议略沦》系由阿礼国代致，无异作赫德的支援。两人所论，不外内治外交的种种利弊，而归之于急需借法自强。他们首先强调条约关系至大。赫德说：某事当行或不当行，有条约可凭，如不遵照，势必召来战争，而出以强迫，或起而代行，不如自办、早办。他所重视的为铸银钱、修铁路、造轮船、设电线，主张洋商华商合办，明言此为日后外人所必请。其次为允许公使觐见，派遣使臣驻扎各国。威妥玛措词更为激切，等于恫吓。他说：&ot;各国在华都有要务，不能弃置，系中华立约相保&ot;，如不照行，难免干预，中华将不能一统自主。如决意试行，&ot;各国闻之，无不欣悦&ot;。除遣使、铁路、电线外，并应开采五金、煤炭，所需经费均可借贷，所需人材并可约外人相帮，亦即中外合办。又说：&ot;各国代谋诸事，虽谓于外国有益，实于中国更有大益。&ot;阿礼国声称威妥玛系奉令撰成，希望不要轻予搁置，总署自不得不加理会。于是又可知所谓新政不尽出诸中国自发，而是外力胁迫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