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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章（第1页）

鲁迅与章川岛的通信计有六十余封，娱乐调侃中，关于厦大，关于中山大学，关于他与顾颉刚的矛盾、官司以及与太阳社论战、30年代初参加左联，这一段生活在写给章川岛的信中都有详尽的展示。

川岛章廷谦解放后在北京大学教书，1954年批判俞平伯时，他向王瑶发议论：&ldo;俞平伯写东西，出发点并不是坏的，就是没和政治联系，一经分析就坏了。&rdo;&ldo;从俞平伯那里开刀来批判胡适思想似乎不太恰当。&rdo;&ldo;胡适的实验主义在当时是好的。&rdo;结果被人写进汇报向上反映。‐‐他忘了鲁迅早在1927年通信中就告诉他的话：&ldo;我想赠你一句话：专管自己吃饭，不要对人发感慨。（此所谓&lso;人&rso;者，生人不必说，即可疑之熟人，亦包括在内。）并且积下几个钱来。&rdo;当时在北大，章川岛被目为&ldo;落后教授&rdo;。

写信，给什么人，写信人因对象不同而在信中有不同的形象呈现。与曹靖华通信的鲁迅，兴奋于那个遥远的新的国度‐‐苏联的一切，渴望着也进行着与异域文化的交流;与青年木刻家们通信的鲁迅，沉浸在艺术世界，期盼中国美术技艺进步;与郑振铎通信的鲁迅，是意欲保存国粹，印《北平笺谱》不惜重金、连富家子邵洵美亦惊得咋舌;与胡风通信的鲁迅，是被举为左联盟主却有一肚子苦水要吐……不同的信，不同的侧面，构成丰满的鲁迅形象。

还有时光流逝带来的改变。鲁迅晚年对于青年人如萧军、萧红，仍如早年对待李秉中们的热诚，但岁月的痕迹悄然改变着鲁迅形象。与李秉中通信的鲁迅还有着年轻的语气，而与两萧通信中的鲁迅已然有父辈的慈祥了，萧红甚至常常想到她的老祖父。

当然也有岁月不能更改的老朋友的交情，比如许寿裳。两人从年轻到老一路走来，彼此了解，无需在信中剖白;有事相帮，有话直说;即便多时不见，亦不相隔，如&ldo;弟等均如常，但敷衍孩子，译作，看稿，忙而无聊，在自己这方面，几于毫无生趣耳。&rdo;（1935年3月23日信）这样的不昂扬、不风趣、不讽刺揭露敌手、淡然平常却沉郁之至的牢骚话，想来也只有向老友说说。

文人与政治的纠结

一

1927年底，鲁迅在上海暨南大学演讲，题为：文艺与政治的歧途。考虑到不久前国共合作破裂，白色恐怖，血雨腥风的大背景，这个题目相当敏感。鲁迅当然不会赤膊上阵，他有&ldo;铠甲&rdo;：其一是纯然谈理论;其二是举例子都是外国的，不涉及中国现实。

在鲁迅看来，政治与文艺本质上相反对，文艺不安于现状，政治却要维持现状，文艺要不平而鸣，政治要你听命令、少开口。文艺与革命有相同之处，都不满现实，哪怕是革命后的现实。比如俄国作家叶赛宁、梭波里都曾呼唤革命，十月革命后却不满于苏联现实，最终都自杀了。文艺家敏感，先于别人感受到痛苦，叫嚷起来，给政治家的太平盛世制造一些不和谐的声音。

鲁迅的论断是超前的有预见性的。当时的蒋介石忙于军事剿共，还无暇顾及文化钳制，不过也不远了，不久之后，鲁迅就将痛切地感受到国民党政治高压之酷烈。&ldo;左联&rdo;五烈士的死，令他锥心泣血，艰于呼吸，写下《为了忘却的记念》。而他自己&ldo;弄文罹文网&rdo;，在国民党书报检察官的监视下，不得不频繁变换笔名，曲笔写作他的&ldo;伪自由书&rdo;和&ldo;准风月谈&rdo;。即便如此，他的文章仍不免时遭检查官芟夷，在报纸上&ldo;开天窗&rdo;，留下他与政治暴力对抗的文本痕迹。看他30年代书信，随处可见他的激愤与无奈‐‐

&ldo;……作随笔一篇（《病后杂谈》），约六千字，所讲是明末故事，引些古书，其中感慨之词，自不能免。今晚才知道被检察官删去四分之三，只存开首一千余字。由此看来，我即使讲盘古开天辟地神话，也必不能满他们的意，而我也确不能作使他们满意的文。&rdo;（1934年12月25日致赵家璧）

他的杂文集《二心集》由书店送检之后竟被删去三分之二，支离破碎，书店还打算题名&ldo;拾零集&rdo;出版，鲁迅气愤地写道，这其实是检查官的阴谋，使你的书不成样子，&ldo;印出去时，读者不知底细，以为我发了昏了&rdo;。（1934年12月26日致萧军、萧红）

翻译也不自由，鲁迅支持办的《译文》杂志，一期介绍果戈理，一期介绍高尔基，到三期就&ldo;得检查老爷批云：意识欠正确&rdo;。（1934年12月4日致孟十还）

&ldo;在文学方面，被压迫的哪里只我一人，青年作家，吃苦的多得很，但是没人知道。上海所出刊物，凡有进步性的，也均被删削摧残，大抵办不下去。&rdo;（1934年11月28日致刘炜明）萧红的《生死场》通不过审查，最后只得与萧军《八月的乡村》、叶紫《丰收》&ldo;非法出版&rdo;。

写不自由，译不自由，古不容论，今不可说，鲁迅气愤地说，他们决计要包庇古今中外一切黑暗了。

有意思的是，在鲁迅死后半个多世纪，改朝换代，时空交错，还有人以虚拟的设问，问毛主席：假如鲁迅活着会怎么样?领袖的回答也干脆：要么不讲话，要么关进牢里。关于这则史料的真实性，一直有人质疑。不过即便是子虚乌有，也反映了按照一定的历史逻辑所做的推理与想象。只要想想1949年后文坛上一次次的政治风涛，就不得不承认。同时，也不能不佩服鲁迅看问题的老辣透彻。他关于文艺与政治的论断，不仅超前地具有预见性，而且超然于不同政党政治之上，揭示了普遍规律。